[26]主观权利保护模式的反面涵义是：在不涉及人民主观权利的地方，行政法院不得进行审查控制——‘没有原告之处即没有法官再次被印证。
从资本的最终所有者来看，资本是个人私有，不是公有。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
《宣言》是马克思的早期著作，《资本论》第三卷是后期著作，这一变化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本质。这 样的认识是否正确? 大家可以本着实事求是的学术研究态度进行探讨，但切忌扣帽子。研究《宣言》应从中国的实际和时代特征出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是抽象的空话，必须落到实处，党的十九大提出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深化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等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系列创新。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 170 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体现的光辉思想，不在于某一句话，某一个结论，而在于对客观规律的揭示，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方式、经济关系产生、发展、灭亡的规律性分析，对具有促进生产力、经济发展的历史作用和具有的革命意义所做的科学分析的深刻思想，尽管时代、实践有了巨大的变 化，但揭示的客观规律和基本原理依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芒。一方面在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情况下，所有权的分散与流动不会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直接影响。
同时，根据需要找一大堆语录，什么事都说成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说过了，生硬‘裁剪活生生的实践发展和创新，这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这里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三）规定了周密的法律责任 对于法律责任的规定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
第二，立法用语有欠精确，限制过宽。然而，网络运营者之发现包括三种情形：（1）行政主管部门通知。在国家网信办无执法权的事项上按照国家网信办的决定进行执法等。为实现对网络信息内容的有效治理，我们有必要对我国的网络信息内容规制体系进行细致的梳理，找出症结之所在并针对性的予以改进。
考虑到内容分级管理制度与现行内容管理制度从技术、立法到服务协议等方面都有许多地方需要衔接，笔者建议在网络游戏平台和网络直播平台先行先试内容分级管理制度，如果运行效果良好，再推广至其他内容服务提供平台。谢天长：《论淫秽认定中的法律困境及其突围》，《福建警察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
（一）提高和巩固国家网信办的法律地位 要真正建立起稳定的1+X体系就必须妥善处理好各部门监管权限的协调问题、强化国家网信部门的权威、提升网信部门的执法能力。为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依法维护国家安全和侦查犯罪的活动提供技术支持和协助。这一方面导致了事实上网络服务提供者管理信息内容的决定一经做出就是终局的，用户权益难以得到救济。（四）理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法律责任 首先，应该停止一刀切的做法，区分三种发现的情形来确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法律责任。
要想真正建立起1+X的治理体系，任重而道远。贺剑：《侵权责任法视野下的网络侵权制度》，《互联网法律通讯》2010年3月。必须明确，信息内容的规制是一个法律问题，而非道德问题。其次，应对九不准予以进一步明确。
此外，地方网信部门的执法能力也有待提升。早在1994年国务院颁布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中就已做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计算机信息系统从事危害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公民合法利益的活动的规定，而在1996年国务院颁发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中又将其进一步明确为：从事国际联网业务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不得利用国际联网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秘密等违法犯罪活动，不得制作、查阅、复制和传播妨碍社会治安的信息和淫秽色情等信息。
这3个中心分别是国家网信办、公安部和工信部。其中，除第一种情形外，其他的发现都需要网络运营者对该信息是否属于网络非法有害信息作出判断。
对于《侵权责任法》第36条所规定的通知-删除规则存在的缺陷及其与《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14-17条所规定的通知-删除规则之间存在的区别可参见秦洋、盛星宇：《论通知-删除规则的重构——从版权到其他领域的思考》，《网络法律评论》2016年第1期。[22]例如，腾讯在微信服务协议的第8.1.2条中就将非法有害信息从九不准扩大到了十六不准。很显然，发现网络非法有害信息是网络运营者履行上述义务的基础。[13]刘艳红：《法定犯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坚守》，《中国刑事法杂志》2018年第6期。（一）1+X治理体系尚不稳定 根据《国务院关于授权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负责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工作的通知》，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以下简称国家网信办）负责全国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工作，并负责监督管理执法。其次，应该进一步提升国家网信办在法律上的地位、丰富其执法手段、建立从地方到中央的完备体系，并大力提升地方网信部门的执法能力。
应以法律明确各行业主管部门在网络治理上仅仅起到对国家网信办的协助作用，具体包括：积极配合国家网信办建立起网络安全领域全覆盖的信息共享平台。尽管早就有学者提出了分级管理的建议，[15]但从现实层面来看，分级管理的确存在着很大的操作难度。
尽管以《网络安全法》为代表的法律已经对国家网信办进行了授权，但谁主管谁负责仍是其基本思路之一，多头管理的问题由此难以得到根治。由于信息内容的治理必然对公民的言论自由产生限制效果，因此对于非法有害信息应该坚持违法与违反道德的基本区别，从严、从窄进行理解，而不能无限制的将所有有害信息都纳入其中。
正如学者所言，如果发生问题就通过刑法解决，最终国家与社会将会疏而忘记如何寻找有效的公共治理对策。[7]准确性是对法律的首要要求。
如果能够将国家网信办提升至与国务院部委平级，丰富和提升地方网信部门的执法能力，那么网信部门的统筹协调作用将会得到切实的保障，1+X体系也将有望实现。情节严重的，并可以给予6个月以内停止联网、停机整顿的处罚，必要时可以建议原发证、审批机构吊销经营许可证或者取消联网资格。到了1997年公安部颁布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网络非法有害信息已经被细化为了9类（即九不准）。[20]即使是通过技术手段做出的自动处置措施也是由网络运营者制定的处置规则（如过滤或屏蔽的关键词）决定的，而处置规则的设置就包含有网络运营者的主观判断。
第三，违反了法律保留原则。如果网络运营者无法证明主管部门作出过删除的通知，则不应适用责任豁免。
另外，也有学者从宪法学角度论及这一问题，参见郑海平：《网络诽谤案件中通知—移除规则的合宪性调控》，《法学评论》2018年第2期。其次，应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豁免做出明确规定。
同理，对于行业自律公约和企业服务协定对信息内容较法律更为严苛的限制[22]而引发的法律争议，网络运营者也不应享受责任豁免。[11]谢天长、何炜炜、陈晗婧：《网络语言暴力治理的法律对策》，《云南警官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
对于网络有害私信息，则应将其理解为所有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信息。具体说来，在主管部门通知的情形下，由于网络运营者不需要进行判定，因此以非法有害信息之有无作为网络运营者是否应该承担法律责任的判定标准就是恰当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沿用了上述规定，并对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和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的法律责任做出了区分。为了统一网络执法的依据、提升网络执法权威，《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对各法规、规章的规定予以了总结和肯定，为确定违法者所应承担法律责任树立了基本原则。
（一）初步形成了稳定的界定模式 总体说来，我国法律法规对网络非法有害信息的界定主要有二：2000年国务院颁布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和2016年颁布的《网络安全法》。其中，《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对行政规制领域中标准不一的九不准进行了初步明确，此后所制定的规制网络的法规、规章等对网络非法有害信息的规定大多与之大同小异。
首先，应以我国《宪法》第51条为界定非法有害信息的指南和原则。汪炜：《论新加坡网络空间治理及对中国的启示》，《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2期。
《网络安全法》则在第12条对网络非法有害信息的界定进行了进一步明确，规定使用网络应当遵守宪法法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不得危害网络安全，不得利用网络从事危害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宣扬民族仇恨、民族歧视，传播暴力、淫秽色情信息，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以及侵害他人名誉、隐私、知识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等活动。《网络安全法》在贯彻上述原则的基础上，除重申发布或传播网络非法有害信息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外，还对违反同法第46、47条的行为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